蒙古西征恰恰有一些教训是值得满清吸取的。

帝国的边界是可以灵活调整的，这取决于其实力变化，当实力处于上升期，边界随之向外扩张，处于下行期，帝国边界就会向内收缩。总的来说，决定帝国边界的主要因素为：有效军力可投送的最远距离、治理成本、经济文化辐射距离。

在攻占一片区域后，如果不能在这里长期维持军事存在直至其完全融合为帝国的一部分，那么军事进攻所取得的成功最终也会化为乌有，这就意味着军力不仅要投送到这片区域，还得在这里常驻。对所攻占的地区除开要驻军，也必然要派遣官员、文化人员、技术工匠及部分移民到当地去参与治理，并且还可能得运输物资过去给这些参与治理的人员。如果前期和后期的治理成本都非常高，成为了帝国严重负担，就必须得从先前攻取的地方撤出，这也同样意味着这些辛苦打下来的土地又都还回去了。

文化辐射所及的地区，能有效降低治理成本，减轻帝国入驻人员与当地民众的矛盾。但光有文化交流、输出还不能让攻取的地区与帝国内境拥有非常强的联系，还得要用经济上的连结，并且这种经济上的连结要尽可能对双方都有利或从中得到实惠，不然，如果帝国从攻取的地区榨取的利益远多于给予的利益，将导致该地区极为严重的离心力。而经济上的有效连结又有赖于一些交通设施的开发（如罗马帝国和秦帝国都曾为保持有力统治，都从核心区域修建道路、运河到别的区域），这些林林总总的措施都属于为将攻取的地区化作帝国之一部分，而必须投入的人力和物力上的治理成本。

蒙古人和女真人的生活方式差异就注定了前者的西征模式不能被后者所模仿：游牧和渔猎仍旧是有区别的，游牧民族随意迁徙，哪里有牧草就往哪里迁，搭建的蒙古包拆了装车就走，而渔猎民族跟农耕民族差不多也是固定定居。加之蒙古军队的作战方式对后勤依赖相当低，可以通过屠城的手段威吓抵抗者，迫使其投降交出军用物资，并将当地的军民补充到军队中，作为蒙古人下一次进攻的前锋，这就是高效的以战养战，当然这种方式也让蒙古人在所经之地区留下了非常坏的名声。

女真人就不同了，既然是有固定居所的渔猎方式，房屋和一系列生活物资都属于个人财产，就意味其不能随时随地快速迁徙。蒙古军队向西推进，一部分家属也会负责在后方照管牛羊马、辎重，打下了地盘家属也随军队进驻。

要将征服地区彻底化为己有，不能光靠武力，还必须得靠良好的治理模式和文化输出，但是，蒙古人这两方面都不是很在行，治理方式很依赖军事威慑，而西征的蒙古人所带去的文化并不比当时中亚、西亚及东欧各民族的文化高多少，如果存在文明代差，那么高等级的文明水准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消解因族群、文化、宗教不同而导致的矛盾；如果不存在文明代差，蒙古人也可以通过人口扩张的方式在当地间接实行文化扩张，虽然蒙古人文化未必比当地各民族人高得了多少，但只要蒙古人在中亚、西亚及东欧的血统上升，自然而然就带来了蒙古文化的扩张，不过，蒙古人数终究是比较低，再怎么能生也超不过当地人，于是，军事力量衰弱了的金帐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尔汗国、察合台汗国均被当地突厥文化所同化。

有了蒙古西征的这个借鉴事例，女真满清就不得不要考虑其得失了，从军事组织力、战斗力、作战手段上讲，入关（1644年）的女真满清比不上巅峰期的蒙古人，论军队数量，也不会超过当时的蒙古（成吉思汗西征中亚的花剌子模帝国时，蒙古军总数十二万多，打下西夏、金国后，兵力上升到三十万左右，其中补充的是契丹人、汉人及一些中亚士兵），大约为清军八旗军五、六万人，汉军八旗将近三万，蒙古八旗两万左右，加上部分汉人降将统领的兵力，总数应为十三、十四万左右。

从对手级别上看，光消灭葛尔丹的准噶尔汗国就用了清朝七十年时间，1757年才彻底平定。俄国在1700—1721年间就实行了彼得一世改革，仿效西欧诸国进行军事革新，军队素质和火器水平都不低于同时代的满清军队。哈布斯堡王朝—神圣罗马帝国有杰出的统帅华伦斯坦，军事强国瑞典有军事奇才古斯塔夫二世，即使是已经走下坡路的西亚霸主奥斯曼帝国，也有一战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满清以不充足的兵力西征，却无法采取蒙古人的军事组织和战术手段，面对的又是比窝阔台、蒙哥大汗时代强得多的对手，打赢的几率只会低很多。何况满清的文明水准也不高，西征的统合成本太高，很有可能会变成像蒙古人一样的结局，被当地民族所同化。

满清不选择西征，的确是实力不及蒙古（主要是军事力量不及，经济、文化都大致处在同一梯次），眼界上却还超过蒙古人（除唐朝以外第二个将农耕、游牧渔猎文明维系得相当好的多元帝国），满清前中期的治理还是颇有成效的，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稳定，而元帝国的统治仅持续了九十年就崩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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